第三个回合(第四段)，是事情的结局，其实已没有什么斗争，只不过是在风过气清之后，于众目睽睽之下，让秦王来请降。写法上反过来了，虚写唐雎，因为唐雎的形象已经完成，再写则会画蛇添足;实写秦王，让他自己把自己灵魂中长期被骄横凶残掩盖着的另一面──卑躬屈膝、懦弱无耻展露给人们看。从“色挠”至于“长跪而谢”，这是此时此刻秦王的所做;“先生坐，何至于此”，这是此时此刻秦王的所言，简直让人难以相信还是刚才那个秦王干的。“寡人谕矣：夫韩、魏灭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一方面，君王的架子并不能完全放下，又一方面，对唐雎的恭维显然言过其实，这种自相矛盾之中，真是奴颜卑膝之态可掬。秦王的这种两面性表现无遗，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站起来了，文章也就戛然而止。
《唐雎为安陵君劫秦王》的写作特点之二，是用多种形式的对比和衬托来刻画人物。两种人物、两种思想和行为的对比，可以突出他们各自的特征，让读者认识得更清楚，这是一种广泛使用而且行之有效的表达方法。同样，俗话说，“红花虽好，还需绿叶扶持”，衬托在很多种情况下，也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把这两种有效的表现方法结合起来，相辅相成，收到了显著效果。我们先说本文中对比手法的运用。首先，本文中唐雎和秦王是对立而存在的，他俩之间生死不容、唇枪舌剑的斗争，为作者充分运用对比的手法，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因而作者紧紧抓住这一点，对比着来写两个人物。
秦王和唐雎一会面就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秦王是大国君主，盛气凌人，又是质问，又是威胁，却偏又摆出一副关心弱小之邦的虚伪面孔，力图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唐雎。唐雎是弱小之邦的使者，却是从容镇定，据理力争，你有强权，我有正义，处在矮檐下，偏偏不低头，丝毫不为秦王的威胁所屈。一个先倨而后恭，“使人谓”──“不悦”──“怫然怒”──“色挠，长跪而谢之”，这是秦王在事件全过程中态度的变化过程;另一个先恭后倨，临危出使──沉着应对──针锋相对──“挺剑而起”，这是唐雎在事件全过程中态度的变化过程。处境不同、态度不同、结果不同，表现出不同的性格。一个是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纸老虎;一个是临危不惧、机智果敢的伏虎英雄。唐雎先恭后倨，是因为他一开始就胸有成算，但由于处境危险，不可鲁莽草率，故意含而不露，待机而发。秦王先倨后恭则根本不同。先倨，是因为自己是大国、强国，有恃无恐，误以为可以放胆作恶;后恭，是迫于眼前处境，黔驴技穷，不得已而为之，并不能改变他的本性。一倨一恭，也形成对比，但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对比，艺术上叫做相反相成，更有力地揭示了秦王这一复杂性格──既是凶恶的，又是虚伪的。
本文中衬托手法的使用，是以安陵君来衬托唐雎。安陵君是作品的次要人物，但又是必不可少的人物。他是君，唐雎是臣，他的态度决定着唐雎的态度，他不失为明君，但有了唐雎才称得上是锦上添花。“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这种话只能出自安陵君之口，他比唐雎软弱，更缺乏才干，大敌当前，他有见识，会应对，却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找不到走出险地的途径。而唐雎出使秦国，面对秦王，一开口便胜安陵君一筹，“否，非若是也”，不卑不亢;接下去则一句比一句更有锋芒。他看透了秦王的色厉内荏，只要掌握时机，就能一举而战胜之。但反回头说，没有安陵君的支持信任，唐雎纵然浑身胆识，怕也难有用武之地。两个人物，两种性格，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一篇六百余字的短篇记叙文，同时写了三个人物，故事首尾完整，人物形象生动。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点，当然不只这两个方面，其他诸如剪裁的功力、情节的紧张曲折、人物语言的简洁和个性化方面，本文都有很高成就。但只要掌握以上两个方面，这几点由读者自己仔细领会，大概是不太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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