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元微之书》原文翻译、注释及赏析

　　是年，白居易在江州司马任上已度过了三个年头，也是他进士及第后从政的第十八年。所谓司马，本是地方刺史官属下掌管军事的副职，但中唐时的州司马，不过是承袭旧制、虚设备员而已，实际上已成为冗员散职，常常用来安排贬谪的官员。经历了十八年的宦海风波，贬官南下，担任有职无权的司马，对于才华横溢的白居易是一次最沉重的打击。在经历了痛苦的思想斗争后，他内心蓄积着的愤慨和忧伤，思想上的矛盾和牢骚。除了付之庐山山水，只能诉之笔墨，因而满怀真情，写出了这封深挚动人的书信。

　　信的第一段就是作者对人各处一方而长久不得相见的喟叹。共三个句段。第一句段用反问来表示感慨：人生能有多长，能如此久别远隔?指出互不见面已经三年，不得书信亦已两年。第二句段是叙述自己和微之天各一方，身置南北;既不能相会，又不得相忘，各有拘牵，渐入老境。第三句段是感叹语气，老天爷如此安排，叫我怎么办?发出了呼喊苍天的感叹。信的开头和段尾，都有“微之微之”重叠呼喊受信人的名字，既亲切又能动情，表现出发信人和受信人不同寻常的关系。

　　信的第二段是概述元微之来信内容及作者读后动容之情。带信人是熊孺登，时间是初到浔阳时，即元和十年(815)，当时微之正在通州司马任上，获悉乐天贬谪江州的消息时正患疟疾，缠绵于病榻，惊痛之余写下了这封感情色彩浓重的书信。信的内容有三：①报告病状。②叙述病后心态。③论述二人平生交谊缘分，最后附七绝诗一首，诗题为《闻乐天授江州司马》。信后附诗，不仅显示了两位诗人的身份，也使写信人的感情表达得更加充分。可谓凄切动人，情谊深厚。全诗意境有三：一日“夜境”。“残灯”、“此夕”、“暗风吹雨”诸意象，均说明作者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听到挚友贬谪消息的。二日“病境”。“垂死病中惊坐起”，说明元稹即在病重时，也为乐天遭贬吃惊不已，暗示两人关系非同一般。三日“愁境”。残灯无焰，光线暗淡，风雨入窗，挚友左迁，兼感自身多病，都是助人凄凉。全诗真情涌动，悲剧气氛之浓，不仅使受信人感动，也足以打动读者之心。

　　信的第三段是信的主体部分，向友人报告在江州的三件值得宽慰的事，表现出知足常乐、随遏而安的旷达情怀。第一件值得宽慰的事是：来九江三年，身心俱安，家中老小，均在眼前，同寒暖，共温饱，亦可同享天伦之乐。第二件值得宽慰的事是：江州地理环境尚佳，传染病不多;鱼肥酒关，其他食物跟北方相似;司马薪俸虽不高，量入计出，衣食口粮，亦可自足。第三种值得宽慰的事是：去年(元和十一年)秋，在庐山东西两林间香炉峰下，建造了草堂三间两柱，二室四牖。周围环境极其幽关，天下称绝。白居易每次入庐山，必在此草堂盘桓十余天。白居易认为：不但平生所好，尽在其中，而且可以终老。作者即以此“三泰”相告，让好友微之放心释念。

　　最后一段，点明写信时间是在元和十二年四月十日夜至次日拂晓之前，地点是庐山草堂窗下，以及所见到的或坐或睡的山僧一两人，所听到的山猿谷鸟，哀鸣啾啾，深情诚挚地表达了诗人对挚友微之的怀念。最后也以一首六言诗相赠作结，同时回应了微之从远方带来的赠诗。诗的前四句作今昔对比，寄寓了作者抑郁不平之气。因为二年前，宰相武元衡被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暗杀。白居易上疏“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因而触怒权贵，以“越职言事”被贬江州。从金銮殿到庐山庵，作者自然不平而鸣，愤懑不已。最后两句以“笼鸟槛猿”喻作者自己和元稹都不得自由(当时元稹被贬为通州司马)，坎坷之命运相同，但他们只要一息尚存，相见相亲的愿望就一日不止。“人间相见是何年”，以反诘语气，表达出诗人对挚友元稹的强烈思念。

　　综观全文，写作上有两大特色。

　　一、掏心捣肺，感情真挚。信一开始就说不见面已经三年，不读来信已隔二年，具体明白的说明发信人对收信人的重视;收信人在发信人心目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作者表示生命有限，友情无价，岁月流逝，年近半百，不知道天南地北、人各一方的境况何时才能了结?发信人和收信人政见相同，诗风一致，订交以来，友谊深挚，如今却南北异处，人各一方，相思而不得相见，这难道不是中唐官场倾轧，宦海沉浮所引起的结果吗?作者的满腹怨恨，只能表现为呼天抢地的呼喊：“天实为之，谓之奈何!”反映出诗人不平而又无奈的心情。同时，作者处处从收信人一方着想落笔，说微之在病重时尚不忘记给他写信，且嫌信不能尽意，又以“数帙文章，请以代书”，深得作者之心。所写值得宽慰之事，实际上全是为了宽慰对方。如果说“形骸且健”是真心话，那么“方寸甚安”却是违心话，目的是为了安慰正在病中且同样贬谪的微之，算得是一番苦心，一片真诚了。信中所述同族老少相共饥饱寒暖，九江鱼肥酒香，但这哪里可与京都荣华繁景相提并论?只有徜徉山水，筑堂庐山，才真正是白居易到江州后最值得宽慰舒心的事。

　　二、诗文相间，语言高雅。作者高洁的志趣和真挚的感情，必须通过流丽而高雅的语言来表达。白居易在记述自己的思念之情和乖舛的命运时，感叹“人生几何，离阔如此”;“天实为之，谓之奈何”。前二句语出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后二句出自《诗经·邶风·北门》：“天实为之，谓之何哉!”但不露一丝“引用”的痕迹。把名句典故，化为作者的真情流露。所以，你即使不指出这些句子的出处来源，也同样不会影响对文章的理解。曹操诗是汉乐府中的上乘之作，<诗经>被称为周代乐府，白居易如此纯熟地运用乐府名句而不见斧凿之痕，真可谓是诗骚高手了。这也就无怪乎会成为唐代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了。

　　而描述庐山草堂几句，如“流水周于舍下，飞泉落于檐间，红榴白莲，罗生池砌”诸句，则显然受到屈原《九歌·湘君》的影响，与“鸟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之句何其相似乃尔。至于文中穿插诗歌，诗文相问，不但增添了书信的抒情色彩，更是白居易(发信人)和元稹(收信人)诗人本色的自然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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