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过一个学期德语的我，在拿到爱因斯特的邀请函后，一阵发楞。“max-planck-institut für molekulare pflanyenphzsiologie”，这是什么地方啊？从事哪个领域啊？“max -planck…max-planck”，六个月的项目，我须慎重……同寝一个德语牛牛听我嘀咕了几句，突然大吼一声，“马普哎，大姐，德国最顶尖的科研院所，和中科院差不多。还犹豫～你不去我去！”然后，我又被醍醐灌顶，是个从事植物生理研究的科研所。
我不是从事这个领域的，确切的说，我的专业，生物医学工程，更偏重的是仪器的研制和开发，可以说和植物基础研究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从小对植物研究兴趣颇浓的我，还是决定带着“为了了解顶尖植物科学家如何进行学术研究”的心态，去参加这次实习。
在和爱因斯特签订协议之后，我去生命科学院吴敏教授的遗传研究所做了几个月的实验，跟他的博士生一起做实验，主要是打打下手，了解细胞和分子层面的基本研究技巧，为之后的实习作准备。毕竟，我不是这个专业的，我不想到了德国给国人丢脸。
20**年6月30日，我从莫斯科转机前往柏林。
一个国家的衰落有很多原因，我敢说，俄罗斯在二十世纪后期的衰落一部分起源于她的无效率，之后又构成了这个恶性循环。本应10点出发飞往柏林的班机延了又延。莫斯科的高纬度让我第一次看到了晚上十点的落日，通红的天空和被映得通红的机场跑道上懒散地停着几架飞机……
由于航班的原因，迟了一个小时才到达柏林schönefield机场，临晨1点，我见到了来迎接我的爱因斯特当地社区的朋友。他们用自己买的二手车送我到住处，交代了相关事宜后，就离去了。连续30个小时的旅程，东八区的杭州和东一区的柏林之间实实在在的时差让我感到很疲倦，倒头就睡。
在来波茨坦之前，就早有所闻，波茨坦是个多湖泊，多树林的曾为普鲁士都城的情侣度假胜地。让人马上产生goodwill，觉得和杭州有一种异曲同工的默契。第二天起床，发现室友是一个德国人，热情友好的和我打招呼，英语非常棒。（后据了解她去过宾夕法尼亚大学交换过一个学年，又去剑桥大学学习过6个星期的伦敦音。六个月的交往使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我还在回国之前应邀和她一起去她祖父母家过了一个由小提琴钢琴单簧管和圣经故事交织成的圣诞。）
问起我要去马普所，并且决定采用爱因斯特朋友的建议坐公交过去时，她叹了一声“then you will have a city tour…”。呵呵，这就是德国的公交。顺便提一句：德国的公交系统很完善，包括高速火车（ice/ic），慢速火车（re/rb），有轨电车（tram），地铁（u-bahn），轻轨(s-bahn)和公共汽车，分别覆盖了“行”的方方面面。对于u-bahn和s-bahn，不设检票口，且车上常规无人检票，但偶尔会有人查票。票价一欧元的车票一旦发现逃票，可罚款高达40欧元。充分展现先进国家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即“轻税重罚”，鼓励公民遵纪守法，崇尚自我制约。说得比较远了。
回过来，但在小城波茨坦内，只有公交和有轨电车，以及延伸的re。
一路上穿过了一片又一片的树林，远处清晰可见星罗棋布的大大小小的湖泊。我到了终点站，max planck campus，一栋类似于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的钢架大楼隐约于小树林之后。
二
开始工作的第一天，导师花了一上午的时间和我谈这次实习的打算，以及大致介绍了他手头正在进行的项目，征询我的意向。我终于明白这个所的性质了，这是一个纯粹为人类进步而做植物分子层面（dna层面）基础研究（无任何设计应用的模块）的全由德国政府资助的科研院所。看得出来，导师是一个对科学充满激情的人，因为他说了一遍又一遍的“it’s very very interesting!”我庆幸自己在来之前的几个月分子磨炼，使他在讲到cdna和克隆的时候能有共鸣。磨刀不误砍柴工。
最后，导师决定让我先看他的几篇论文，了解他所作的一些最新研究；以及推荐了一摞书让我抽空看看，尽快适应到这个环境中来，并确定项目题目。我感到了压力。
一周后，我基本确定作一个独立的项目，即“hplc screening of ems mutants in lipids synthesis pathways of arabidopsis thaliana”,中文是“高效液相色谱法对拟南芥脂类合成过程中ems突变种的筛选”。于是导师把我委派到一个在他实验室做硕士论文的柏林自由大学的antje那边，主要是和她学习如何使用gc/ms和hplc，以备项目之需。当然，同时我还必须学习如何消毒种子，在皮式培养皿上培育种子，如何迁植到土壤，如何进行杂交，如何采集种子，如何保存，等等……更重要的是，导师分配给我一个独立的项目，意味着我必须自主的安排项目进度，很多重叠在一起的工作要同时进行，我必须做好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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