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先生逝世后的第二天晚上，电视台在播放一个巴金专题节目时，出了一道征答题，问：（1）《家》、《春》、《秋》，（2）《寒夜》，（3）《随想录》，观众印象最深（或最喜欢读）的是哪一种？那节目结束之前，荧屏右下方显示出观众反馈的统计结果：《家》、《春》、《秋》占了百分之六十几，而《随想录》仅得百分之十几。这可以理解。《家》、《春》、《秋》问世最早，又得戏剧、影视剧演播之利，早已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无怪乎在这项征答中，要“遥遥领先”于《随想录》以及《寒夜》了。 近日，91岁的贾植芳先生给出的却是另一种答案，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个人最推崇的还是《随想录》，“很多人都将‘文革’期间所发生的错误推在别人身上，李先生（即巴金）没有，他体现了自己的真诚，这本书的价值很大，将传诸后世。”
贾老的这个答案，正与巴金先生自己的想法相似，1998年巴金曾对新华社记者说过，他一生没写什么东西，只写了《随想录》这一部作品。
笔者的第一选择与贾老相同，也是《随想录》。理由能说出几条，其中的一条是：《随想录》中一以贯之的“真诚”——说真话的真诚，反思的真诚，自我解剖的真诚，自我忏悔的真诚。
在“文革”的十年中，巴金历尽种种劫难，这种“受难者”的身份，能用来作为一种自我标榜的资格，甚至当作利益索取的资本；——事实上，这种“资格”和“资本”，确有不少人相当充分地利用了；——而对巴金而言，如果要说“利用”的话，他是作了相反的“利用”，用他自己在十年浩劫中的切身经历，来反复地反躬自问、自责、自省。他不只一次说，在“文革”中自己“中了催眠术”，“喝了迷魂汤”，是个“奴在心者”。他痛切地说：“总结（‘文革’）十年经验的时候，我冷静地想：不能把一切都推在‘四人帮’身上，我自己承认过‘四人帮’的权威，低头屈膝，甘心任他们宰割，难道我就没有责任！”在《解剖自己》一文中，他甚至作了如此犀利的解剖——“在那个时期我不曾登台批判别人，只是因为我没有得到机会，倘使我能够上台亮相，我会看作莫大的幸运。我常常这样想，也常常这样说，万一在‘早请示、晚汇报’搞得最起劲的时期，我得到了解放和重用，那么我也会做出不少的蠢事，甚至不少的坏事。当时大家都以‘紧跟’为荣，我因为没有‘效忠’的资格，参加运动不久就被勒令靠边站，才容易保持了个人的‘清白’。使我感到可怕的是那个时候自己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情况，没有掉进深渊，确实是万幸，清夜扪心自问，还有点毛骨悚然。”
这种“清夜扪心”的自我解剖和灵魂拷问，笔者读之不禁怦然心动，而且也为之汗颜。巴金本来似乎无须也不该来做“忏悔者”的，然而恰恰是这位饱尝苦难的老人，在世人面前敞开心扉，做了最为真诚、痛切的忏悔！
结果是：真诚的巴金赢得了世人的敬意，被人们视为“知识分子的良心和良知”。巴金是一面“镜子”。面对这面“镜子”，会照出我们自己的行状乃至隐秘的灵魂，就看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以及像他那样的真诚。
数月前的一个深夜，笔者无意间摁到某地卫视的频道，正在播一档谈话节目，两位学者嘉宾侃侃而谈，语词慷慨激烈，其谈说的内容，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最愚蠢，最无耻的”（笔者在其中一位学者的某本书里，还看到另一个断语：“最下流”）。这种“所向披靡”的批判，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整体性的“宣判”，那么两位学者阁下自己又置身于何处？令人称赏的是，年轻的女主持人在节目最后也问了这样意思的问题：假如中国知识分子都是这样的，那么您二位呢？笔者连忙竖起耳朵，恭听学者如何应答。学者的答词有点“绕”，但意思还算明白：他们是不在其中的。哦，他们是“出污泥而不染”呵，无怪乎他们能毫无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