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写2011年海南高考作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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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子成熟的季节 张浩文 张浩文，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端午节放假，我回了一趟老家，正赶上了北方夏收时节。平原上麦浪滚滚，像金色的海洋，一眼望不到边。看到这样的景象，我既高兴，也有些担心。高兴的是这么好的庄稼，丰收在望，担心的是，现在农村里已经没有劳动力了，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谁把这漫山遍野的麦子颗粒归仓？ 我没有想到的是，几乎在一天之间，我的担忧就烟消云散。假期的第一天早晨，我还在迷糊之中，村庄周围响起了轰轰隆隆的机器声，我爬起来一看，数十辆联合收割机一字儿排开，在麦田里来回驰骋，它们一头吃进麦秆一头吐出麦粒，吐出的麦粒被身旁的汽车接进车厢里，然后运回各家各户的粮仓。在割完的土地上播种机紧跟着下田，翻地、下种、耙耱一次完成。我都看傻了眼，就像变魔术一样，数百亩的土地，连收割带播种在一天时间里全部完成！ 这些开收割机播种机的人我都不认识，经过打听，我才知道他们都是外地农民，自己购置了机器，组成了跨省越县的专业收割队。现在麦收根本不用发愁，到了季节就有这样的专业收割队上门服务，只要有钱，你就在家里坐享其成吧。 这很有些现代农业的雏形了，它曾经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这样的农业经营方式是建立在资本运营的基础上的，无论是提供服务还是接受服务的，没有钱既不能购买机器也不能购买劳动。农民的钱从哪里来呢？他们只能通过打工换取。开联合收割机的一出门就是几个月，转战东西南北，马不停蹄，奔波劳累。接受他们服务的村庄更是有大批的农民工在外打工，他们长年累月不能回家，把辛辛苦苦积攒下的血汗钱寄回家乡，有了这些钱，他们的父母才可以支付各种生产费用，节余下来的用于盖房子、买家电、看病、小孩读书…… 农村的变化是巨大的，这种变化是与千千万万的农民工分不开的。可是对于他们的内心世界，我们又知道多少呢？ 端午节那天，我侄子和侄媳妇打来电话，说他们今天放假，想看看孩子。我侄子两口在东莞，孩子刚满三个月他们就出去打工，一年多了没有回过家，今年春节本来打算回来的，可车票太贵，他们只得放弃了。我拿手机给孩子拍了照，给他们发了彩信，他们说还想听听孩子的声音，我把手机搁在孩子嘴边，他平时本来还可以哇哩哇啦说几句的，今天怎么都不开口，我侄子在电话里着急地给我说，你把他打哭吧，我们就想听听他的声音！我灵机一动，问他们有没有QQ，他们说有，我给他们说，咱们都找网吧，视频！ 在镇上的网吧里，孩子的父母终于看见了他们的宝贝了，他们都泪流满面，不停地呼唤他们儿子的名字，可这个一岁半的孩子对视频上泣不成声的父母毫无兴趣，兴高采烈地玩弄着伸到嘴边的耳麦——他根本就不认识那两个激动的人！ 无数的农民工走出家门，在异地的城市里辛苦劳作，为所在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新农村的建设提供了经济保障，真是一根扁担挑两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广大农民工是这种企业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在他们身上所积聚的高强度低报酬的劳动红利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这也是中国式崛起的核心秘密！在我们肯定这种发展模式的时候，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它的代价，它在为国家和企业主积敛了大量财富的同时，却相当程度牺牲了这些劳动者的亲情、健康、平等权利。不要忘记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让人生活得更幸福，而不是相反，牺牲人的幸福去追求高涨的GDP。 真希望我侄子的事情不再发生，他们的孩子能到他们为之奉献的城市里去跟他们团聚，在那里上幼儿园、小学、中学以至大学。中国的崛起应该有更美好的愿景。 什么是真正的“大国崛起”？                              刘复生 刘复生，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作家， 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似乎的确有理由感到自豪与满足，来自海外的评价也在印证着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然而，正是从这里，我感到了一些隐忧——且不说，中国几十年来的历史成就的获得伴随着多少社会代价，且不说我们的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是否可以持续，单单就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度和文化自觉性来看，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还有待时日。 外部的评价或许让我们产生了某种幻觉，在一个民族经历了过于屈辱和压抑的百年史之后，我们似乎太需要这种来自昔日列强的肯定，它带来了补偿性的安慰。近代以来的“富强”之梦似乎已然实现。是的，在经济总量上，中国或许可以称为“富”，但我们“强”吗？在政治上、文化上？ 在我看来，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强大，主要表现为精神的强大，表现为它似乎永不衰竭的探索的热情，创造的欲望，及自我肯定的确信。在物质层面上，它有着强大的生产能力——在现代世界，它表现为强大的科技能力和工业基础；在精神层面上，它表现为富于世界魅力的文化、思想及艺术，它创造着一种让全世界神往的社会组织模式、道德形象和生活风格。相对于这些，所谓社会财富的充裕只不过是一种表象，或者副产品。 这种大国的气度自然也体现在国民的性格中。 而在“中国公民调查”中，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一种颇为物质主义的沾沾自喜，而缺少对制度建设、文化创造力的关切。当然，这也部分说明，“中国的巨大变化”的确更多地体现在“经济成就”、“民生改善”、“城市化进程”和“开放程度”等方面。那么，相对于这些物质层面的“巨大变化”，我们在文化、精神、思想及文学艺术领域又有何变化呢？那么，我们和那些富裕的小国，甚至那些仅靠石油、矿产而衣食无忧的小富国的区别在哪里呢？仅仅是地大人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