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学的作文素材
亚当·斯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科学是对于狂妄及迷信之毒的大解毒剂。
【未来科技发展的三个支撑点】
21世纪，人类自身的发展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倚重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开发将站在21世纪国际竞争的前沿。在关键领域中的开发和创新，为即将到来的新经济时代进行技术和知识的储备，是世界各主要国家当前研究和开发活动的共同特点，而新材料技术、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一起共同构成了未来科技发展的三个支撑点。
目前世界新材料研究的前沿和杰出代表是纳米技术。这项技术通过对原子和分子进行加工，并且将其组装成具有特定功能的结构，控制小到肉眼看不见的一种技术，它为人类进入微观世界提供了有力的手段。环境材料和智能材料的发展也引人注目。日本人认为，21世纪人类面临着食品资源、地球环境和老龄化社会3大课题，谁掌握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技术，谁就能成为赢家。这三大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林晓寒《青年报》2002/3/31 作者是自由撰稿人，曾涉足网络业第一次创业风潮）
【对“克隆人”说不】
中科院副院长陈竺讲“最早站出来反对克隆人的，正是培育克隆羊多利的英国科学家，因为专家最清楚，目前的技术离克隆人还远得很。”克隆羊“多利”的成功，经历了227头羊克隆实验失败的波折，怪胎、畸形层出不穷，这一幕如果在克隆人时重演，谁来为277条生命的夭折负责？克隆动物被发现存在早衰现象，尚无法解释，不顾这一切，匆忙克隆人，很可能酿成大错。”
“一句话，克隆人是对人类尊严的莫大威胁！”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伦理部主任沈铭贤教授一针见血。“可隆”好似一柄双刃剑，兴其利，减其弊，人类的生命才能更完美，这是专家们的真知灼见，也是全人类的共同期望。 ( 《解放日报》2002年4月14日)
【如何对待错误】
科学是可以犯错误的，因为我们多是人，而人是会犯错误的。因而错误是可以得到原谅的。如果有人发现了你的一种错误看法，你应当对此表示感谢；对于批评你的错误想法的人，你也应当表示感谢，因为这会导致改正错误，从而使我们更接近于真理。理性批判并不是针对个人的。它不去批判相信一理论的个人，它只批判理论本身。我们必须尊重个人以及由个人所创造的观念，即使这些观念错了。 (卡尔·波普尔 英国科学哲学家)
【“学术腐败”题外话】
上世纪80年代初，正是改革开放之始，我在讲授当代世界史时，根据新的世界力量格局和世界人民的觉悟水平，强调所谓“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新的世界战争就不可避免”的论点已过时时，触动了某些教条主义者的神经。包括当时的系主任、总支书记和几位教师又批评我的说法是错误的、危险的。但我没有接受，并说不信就等着瞧吧！大约过了一年，邓小平在讲话中承认，只要继续努力，第三次世界大战有可能避免。这回警告我的人服了。因为邓小平也这样说了。
我们的国情就是这样。最高领导人没有说过的，你连想都不要去想，更不要说由你先讲出来。否则就是违章违纪，后果可想而知。试想，在这样的国情下，谁敢“立说”“创新”呢？（《杂文报》4月5日）
【科学·宗教·迷信】
一百多年前英国科学家赫胥黎和韦勃福司大主教展开激烈辩论。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论，认为人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这不能不触犯宗教。按照《圣经》，人是上帝创造的。当韦勃福司理屈词穷，以不屑的口吻质问赫胥黎：你的祖先是猴子变来的吗？赫胥黎骄傲的宣称：我并不以自己的祖先从猿猴进化而来为耻，真正耻辱的到是对科学的无知。
20世纪毕竟是科学昌明的世纪，讲鬼话的人也不能不首先混淆科学与迷信的界限，把迷信装扮成科学。你不信发的气功能改变导弹的轨道吗？那是某某名牌大学用精密仪器记录在案的。你不信易经的科学算命吗？那是比人类聪明得多的外星人传授给我们祖先的。你不信水变油之类的科学发明吗？那是经过某某权威鉴定、某某领导亲自过目的。你不信测字先生测定的良辰吉时、祸福凶吉吗？请看多少明星、球星在它面前顶礼膜拜诚惶诚恐！
“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努力，便是消除各种界限，消解真理。罗蒂宣称：“我一直设法不仅丢失我们，而且丢失世界。”费耶阿本德认为现代形成了“科学沙文主义”，这很危险，应该让各种文化、各种意识形式、各种方法平起平坐，各展风姿。费耶阿本德指明科学并非唯一是正确的，但他在相对主义魔法的指引下，却身不由己的成了迷信的辩护士。
【李森科事件】
李森科，曾任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所长、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享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九次列宁勋章获得者。他提出植物阶段发育理论、冬小麦与春小麦相互转化的获得性状遗传理论和一个物种飞跃成为另一个物种的物种形成理论等。李森科声称后天获得可以遗传，并把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作为一种遗传学说强加给整个苏联科学界，称为“米丘林遗传学”。但是，李森科的遗传学生产不出优良种子，苏联还得每年向西方购进大量种子，结果，“米丘林遗传学”被废除。
【作为棍子的科学】
若列斯·亚·麦德维杰夫是苏联遗传学家，他曾写作《李森科的反遗传学理论给苏联农业造成的危害》、《李森科兴衰史》、《科学家之间的国际合作与国界》等著作。1970年5月的一天，一小队民警和两个医生一起来到他的家里，说他有接受治疗的必要，于是被带到了精神病院。以莫斯科谢尔布斯基犯罪心理学研究所的伦茨博士为首的精神病学家进行了诊断，结论是：“带有偏执狂性改革妄想的、病程发展缓慢的精神分裂症”，需要隔离治疗。
《克格勃全史》说，在六七十年代，伦茨博士从不放过将警察同志送来的人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和“改革狂”的机会，并给这些人灌下各种药物以进行强制治疗。因为伦茨博士总是把精神病学放在“爱国主义”的前提下使用，所以只要是内务警察送来的人，他都能够安一个疾病的名称，“行为突出积极”，便是“改革狂”，行为平缓沉着，便是抑郁症。
科学以求真为目的，本质上是理性、宽容和尊重自由价值，尊重人类生命的。而作为棍子的科学，把科学知识与知识赖以发现的科学精神完全割开来，知识成为手段，棍子成为目的。 （刘洪波）
【红色的迷信】
福建政和有一座神庙名闻遐迩，所供的是威武雄壮的解放军战士。据说五十年前，为救民于水火，数十位三野官兵血浴战场，长眠于此。于是当地农民，自发建庙。每逢节日，便有成群老太太上香供果，叩拜祈祷——报纸称颂说是军民鱼水之真情，赞其拥军爱国之典范。
近日看到“韶山禁止跪拜烧香”的消息，彻底清除了毛泽东像前摆设的跪垫、功德箱、护身符、香炉等各类封建迷信用品，590张护身符、470枚有损毛泽东形象的像章、1450条项链、161尊不合格的主席塑像被依法收缴。（《杂文报》 2001/10/26 刘效仁）
【女大学生缘何命丧神婆手】
据《齐鲁晚报》（2002年3月23日）报道：章丘一名23岁刚毕业不久的女大学生生了病，母亲不把她送到医院，而是请来了一名神婆用缝衣针扎针。这名神婆自称是“泰山奶奶的香头”，称女大学生是天上的“月明珠”，有阴魂附体，身上有坏血，必须用针扎出来。于是，从2月12日开始，每隔三四天就扎一次，每次少则二三十针，多则四五十针。3月17日，神婆又为女大学生进行了一次“治疗”，针扎完以后人就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18日凌晨，女大学生就死于送往医院途中。女大学生没有拒绝神婆，这无疑是我们教育界的悲哀。校园教育，不仅要强调文化教育，还要强调“科学”教育。
【裸猿《道德篇》】
科学越发达，理论越艰深，学科也就越是高度地分化，人的专业知识面也日趋狭窄。一个曾在宫廷御膳房供职的厨师。他后来受雇于某大家。主人想以其资历炫耀一番，命他烧制一桌宫廷筵席宴客。答曰不能，因他是专做宫廷点心的。又令他制做一席宫廷点心待客。又答曰不能，因为他是为做某种点心专职切葱末的。也许当今从事各种专业工作的人中就有不少“专门切葱”的。
科学是智慧的宝库，也是只神秘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把它打开，里面的灾祸就会飞向全世界。美国国家航天研究中心5名科学家研究表明：只消5千兆吨TNT当量的核弹，爆炸后产生的烟尘遮天蔽日，地球将处于黑暗与严寒之中。地表水冻结，动物渴死，人类将面临水源、食品、燃料的缺乏，黑暗、疾病、强辐射损伤和空气严重污染。目前光两个主要核大国所拥有的核弹TNT当量就已达一万三千兆吨。这几乎是制造“核严冬”的三倍。
据报载，从1901年到1961年这60年，诺贝尔文学奖几乎完全为欧美白人垄断。除了印度的泰戈尔（1913年），智利女作家米斯特拉（1945年）外，基本上为欧美白人作家。60年代后亚、非、拉美作家居多数。90年代则完全没有欧美白人作家获奖，仅有一名美国黑人女作家莫里森获奖。而60年代以后正是美国、欧洲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人类登月，航天飞机，激光技术，计算机技术，信息高速公路，核电工程，分子生物科学，大型加速器，对撞机，哈伯望远镜……都是这个时期的产物。这是否意味着技术突起，科学精进带来的却是人文的平面化，使得作品失去作为人文最具魅力的独特化、个性化、深邃化的品格？
大自然是和谐的，人类却常常是反自然的。科学技术的急速发展虽然减轻了我们的体力重负，但这种高效率、快节奏也使生活中充满了更为激烈的竞争，加重了人们心理上的压力与精神上的紧张。这种绷得过紧的张力反而使人与人之间更加冷漠与疏远，更加孤寂与无情，更多戒备与防范。
【呼喊赛先生】
科学精神是一种健全的理性精神，简单说就是重视事实，重视检验，重视手段。科学精神和科学常识加在一起，才是现代人应该具备的，也是我们中学教育应该培养出来的科学素养。（《杂文报》2001/1/16 君言）
【杨振宁谈：科学家的价值观】
科技新闻以及科普文章的采访工作，一定要从权威的科学刊物上挖掘新闻，要从科技成果管理部门去寻找新闻信息。如果仅凭科学家本人或他的朋友，或一些非权威的部门，从道听途说中获取新闻，那是十分危险的。现在中国的科技假新闻那么多，主要原因就在于记者的价值观有问题。
很多记者写科学家，不是往树上撞，就是往墙上撞，不是饿了啃一口冷馒头，就是困了用冷水冲一下头，尽是些猎奇和鸡毛蒜皮的表面现象。难道科学家都是这样的吗？如果科学研究真的那么苦，那科学家的乐趣究竟在哪里？ （孟东明《科学新闻》第六期）
【我们离真有多远】
科学境界的合理性表现于艺术中，就在于和谐性。 宇宙间万物的合理性就在于它无处不体现的最初而基础的设计感，反映了大自然的和谐，大自然的和谐则标示着世间一切的至善准则。 善作为一种境界，是科学服务于人类的终极目标。如果没有善的指引导向，科学就会出现更多的失误，成为反人类的有力的手段。 一切理想的基本因素都在于想象，而合理的至善的想象才能称之为理想。只有为理想而从事的科学，才是符合善的境界。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经明确地说过：他是为了寻找美感才从事科学的。 科学立足于现实，而艺术相对更注重未来、虚幻和理想。人类行为的高级状态，都是艺术的状态。种菜会成为园艺，做饭会成为厨艺，就连玩泥巴也会升华为各类陶艺、雕塑。一切符合真善美的理想的境界，都会殊途同归，通往艺术的境界。
我们总是生活在一个需要真实，却又经常靠虚幻来感知的宇宙中。某天晚上我们抬头看见天上的繁星，此时你会觉得那些遥远的星星在你眼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但按照科学的解释，此时此刻的那颗星星，实际上已经并不存在了，至少不是当前的这种状态了，它是一个若干万光年之前的存在体，在多少万光年前这颗星体发出了光芒，经过长久的运行来到了你的眼前，你才看见它。 看来，我们似乎是生活在虚幻的真实中，我们活着就是很艺术地活着。（《读者》2001/10）
【吴冠中李政道笑论艺术与科学】
科学并非都有用，它是一把双刃剑，关键是社会如何利用。
李政道认为，艺术用创新手法去唤醒人们意识或潜意识中深藏的情感，情感越珍贵，唤起越强烈，反映越普遍，艺术就越优秀；科学则对自然界现象进行新的、准确的“抽象”，科学家“抽象”的叙述越简单，推测的结论越准确，应用就越广泛，科学创造就越深刻。“科学与艺术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其共同的追求，是真理的普遍性。”
【李政道眼中的科学与艺术】
李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艺术与科学结合的构想：第一，科学与艺术的本源是一致的，两者都来源于人类的智慧、创新；第二，科学与艺术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艺术是用人类的想象、用人类的创新手法唤起人们意识里的情感。这种情感越真挚，表现的艺术就越优秀，反响就越普遍、就越能跨越时空。而科学则是用创造性的思维和劳动对自然界进行研究与探索；第三，科学与艺术是人类不同的文化范畴，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科学中有艺术，艺术中有科学，它们的结合与交流符合自身的发展需要，符合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唐晓卉 2001/8/28）
【眼睛和耳朵的故事（张香桐谈科学和科学研究的作用）】
故事一：关于眼睛 当你从阳光地里快步走进暗室时，开头会什么也看不见，只有等待几分钟后，视觉才逐渐恢复。这就是所谓的暗适应现象。美国一位著名的心理学教授迈尔斯发现，红色光可以大大缩短这个“暗适应”过程。这是个纯生理学上的发现，但很快被有些国家应用到军事上。譬如，在北方雪地里作战的部队，此后全部配备红色玻璃眼罩。而在美国的军用机场，为随时待命起飞的空军战斗人员设置的休息室里，从此就全部改用红色光了。这真是连那位教授自己也料不到的实际应用价值。
故事二：关于耳朵 1940年，德国空军在轰炸罗马尼亚的普罗耶什特油田时，采用了飞机大幅度俯冲，到最低点才扔炸yao的技术，十分准确有效。于是，盟军也模仿这种方法去反击，却未料飞机俯冲下去之后，就再也不能拉起来重新升空了，结果是莫名其妙的机毁人亡，损失惨重。经过调查发现，飞机俯冲时，因为周围气压迅速增加，飞行员的中耳内负压急剧产生，导致耳鼓瞬间破裂，那剧痛便立即引起反射性心率过缓，致使飞行员大脑供血不足而当即丧失意识，事故便随之发生了。那么，德国人为什么不受其害呢？后来从德国俘虏的供词中解开了这个谜。原来，德国飞行员在出发前都必须接受一次耳鼓穿刺手术，用以防止中耳负压的产生，最终防止飞行事故的发生。可是，耳鼓是个特别敏感的器官，碰都碰不得的，德国人怎么可以在上面穿刺开孔呢？进一步了解才明白，德国解剖学家在很多年以前就发现，人的耳鼓膜是由三条颅神经感觉纤维支配的。在三条神经各所支配区域的交汇处，有一丁点“三不管”的地方，那里没有任何感觉神经纤维的存在，因而也就没有任何感觉。在这个地方施行耳鼓穿刺，既不疼痛，也不出血，而且三天后就会完全愈合。不留听觉上任何不良后果。德军是在尘封的医学文献里引出这个发现的。
张香桐说，一种基本理论研究成果所具有的价值和社会意义，往往不是刚取得的时候立即就能被人们清楚认识和给予重视的。（《科学生活》第九期）
【科学有何用】
当年，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演示给别人看，有位贵妇人说：这有什么用？法拉第反问道：刚生出来的孩子有什么用？
卢瑟福当年评论刚发现的原子核能：我们不能奢望利用这种能量。这种产能方式是效率极低的。
【转基因技术：一柄“双刃剑”】
如今杀灭棉铃虫不用农药了，只要在棉花种子里转入“苏云金杆菌”基因，棉铃虫吃了棉叶就会呜呼哀哉，但不是棉花天敌的君主斑蝶，吃了棉叶也会死。这种“不管好虫坏虫，是虫就杀”的转基因技术，不可避免地对生物多样性将产生负面影响。为此，在日前举行的“生物多样性与生物安全”研讨会上，复旦大学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卢宝荣等专家呼吁：我国应加强转基因生物的生态风险研究，不要让转基因生物悄悄“毁”了生物的多样性。（《解放日报》2002/5/29 汪敏华）
【丁肇中昨在上海交大演讲时鼓励师生勇于探索自然奥秘“得诺贝尔奖很容易的”】
1933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波尔·迪莱克在研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注意到相对论的公式和量子电动力学的公式中都有M×M,也就等于(-M)×(-M)，他就问-M是什么意思，结果就推导出了反物质的理论并获得了诺贝尔奖，丁肇中补充说：这充分说明拿诺贝尔奖是很容易的，最重要的是不能迷信权威。他说，实验物理尤其是高能物理竞争非常激烈，不能盲目地迷信权威，不要害怕别人的反对，只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做下去。
演讲结束前特地留了一段时间让学生提问。一名学生问：“宇宙中有物质，也有反物质，但是反物质和物质之间相遇是否会有很大的能量呢？”丁肇中回答：“不知道。”又有一名学生接着问：“反物质和物质以外是什么？”回答仍然是“不知道”。第三名学生随后又问：“正数和负数之间有零，那么物质和反物质之间是不是也存在一个非正非负的物质？”丁肇中的回答依然是“不知道”，又补充了一句：“是真的不知道。”他解释说：“任何未经过实验验证的理论说出来都是对的，也都是不对的，所以，没有经过验证的理论是无法说出答案的。”直到一名学生问到及如果发现宇宙中没有反物质是否就会对宇宙大爆炸理论带来沉重的打击，他才说了一句：“应该是吧。”（《解放日报》2002/9/17）
【逻辑与悟性】
西方人善逻辑推理，中国人讲究悟性。悟性虽好，但不是人人都有。逻辑推理则不同，它有一定的章法，人人可以学习，就容易通过一定的方法来积累知识和智慧，从而可以将智慧传递下去。当然，合理的方法可以是由悟性极高的人来制定，但有了这些看似生硬的方法，绝大多数的人可以通过学习，也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研究，从而使科学走向一个新的高度。而悟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个极其私人化的东西。只能靠自己咂摸，不能够向他人学习。于是，随着一个人的死亡，悟性就不复存在。所以如果没有形成一套方法，悟性不能积累，不能传代。曹冲称象，其原理就是西方的阿基米德定律。阿基米德则将他在洗澡时悟出的道理形成了一个原理并被广泛应用。而在中国，曹冲称象仅仅被作为道德故事来传颂，其隐含在后面的定律却被忽略了。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的古老历史长河中，常常会出现零星的科技成就却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科学体系的原因。（《中国财政报》2002/5/24 云门）
【阿司匹林第一发明者的辛酸史】
人们知道阿司匹林的发明者是德国的费利克斯·霍夫曼，但在这项发明中，还有一位起着非常重要作用的犹太化学家，他就是阿图尔·艾兴格林。但是，当时的纳粹统治者根本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为了堵住阿图尔·艾兴格林的嘴，把他关进了集中营，。大约1949年前后，阿图尔·艾兴格林又提出这个问题，但不久他就去世了，从此，这事便石沉大海。后来，英国医药史家瓦尔特·斯尼德几经周折，查阅了全部的档案，终于以确凿的事实恢复了这项发明的历史真面目：在1897年，费利克斯·霍夫曼的确第一次合成了构成阿司匹林的主要物质，但他是在他的上司——阿图尔·艾兴格林的指导下，并且完全采用艾兴格林提出的技术路线才获得成功的。
【预言】
让我们回顾一下近几个世纪以来，很多著名的人物所说的话：
“电话的缺点太多了，不能认真地把它当作一种交流工具对待。这种设备，从根本上说，对我们毫无价值。”——美国西部联合电报公司内部备忘录，1876
“比空气还重的飞行机器是不可能出现的。”——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凯文勋爵，1895
“飞机是一种有趣的玩具，但毫无军事价值。”——法国高级军事学院院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军总司令福煦元帅
“戈达德教授不懂得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他似乎缺少高中生都会的基本知识。”——《纽约时报》关于现代火箭技术先驱，罗伯特·戈达德的火箭试验的社论，1921
“很难想象无线音乐盒有商业价值。谁会为一条不是针对某个特定的人的讯息付钱呢?”——美国无线电和电视广播的先驱大卫·萨尔诺夫的同事，在20年代他们拒绝了其投资无线电的建议
“哪一个家伙愿意听到演员出声?”——哈里·华纳兄弟影片公司，1927
“我想，5台计算机足以满足整个世界市场。”——托马斯·沃森， IBM 公司董事长，1943
“没有理由相信，哪个人会把计算机放在他们的家里。”——肯·奥尔森， DEC 创始人兼总裁、董事长，1977
时光流逝，所有的不可能都已经成为现实。这个世界，似乎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实现的。所以，我们得学会对任何事情都不妄下断言。当然，对一个人妄下断言更是愚不可及，尤其是对一个年轻人。
（摘自《深圳青年》第2期下半月刊，作者夏菲）
【钱学森的“认错精神”】
１９６４年，远在新疆兵团农学院的一位年轻人郝天护给时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写信，指出钱学森新近发表的一篇关于土动力学的论文中一个方程的推导有误。
已是力学权威的钱学森收到这位素不相识的青年的信以后，不几天就亲笔给他回信，承认自己粗心大意。
他在和郝天护探讨了具体的科学问题以后说：“我很感谢，您指出我的错误！也可见您是很能钻研的一位青年，这使我很高兴。科学文章的错误必须及时阐明，以免后来的工作者误用不正确的东西而耽误事。所以我认为您应该把您的意见写成一篇几百字的短文，投到《力学学报》刊登，帮助大家，您以为怎样？”
后来，郝天护写了一篇名为“关于土动力学基本方程的一个问题”的论文，由钱学森推荐，在《力学学报》１９６６年九卷１期上发表。
——2004年1月19日《人民日报》 涂元季
【钟南山谈压力】
我接触过许多搞学术的人士，真正有学问的人。我感到他们有这样一些共同的特性：他敢于肯定自己，也敢于否定自己。这是最重要的。他有自己的探索和追求，在实践中发现是对的东西，他敢于坚持，但是，经过实践发现是错的东西，他也敢于否定。否定自己有时比肯定自己还要难。我自己在这里这么多年跟大家相处，我能够一直跟学术界很好相处，就是说我要按照事实来说话。有时候大家观点不一样，争论得很厉害，一旦事实证明（我错了），他们就可以说服我。我可以纠正过来。在学术界，大家都很强，压服是不行的，只能靠事实去说服。
我父亲是儿科专家，他一生讲话很少，但每讲一句话，一定都有依据。“文革”时他写儿科鉴别诊断的书，当时让我改一下序言。我说你这样写，跟不上形势，序言里都没有主席语录，起码得加几句。他回了我一句：“加了干什么？”父亲对我的影响很大的。
——摘自《勇敢战士钟南山传奇》 经济日报出版社
【“绝对不可能”的事】
200年前，美国人菲奇毕生以制造一种用蒸汽作为动力的汽船为目标，但是他失败了。于是发明汽船便被认为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菲奇死后，他的发明被另一位美国青年富尔敦知道了。他设计出了轮船，并拿着自己的设计图去见拿破仑，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可是拿破仑一笑置之，把他打发走了。于是富尔敦就在英国订购了瓦特蒸汽机，带回美国自己试制。
通过9年的实验，1807年6月，经过富尔敦精心设计的“克莱蒙特号”轮船终于出现在美国的哈德逊河上。它有45米长，只有5米宽，还有高大的烟囱，船舷上装着蹼轮，这样奇形怪状的船当时谁也没见过，人们把它称做“富尔敦的蠢物”，料定它绝对不可能航行成功的，就连富尔敦的父亲也在一旁冷眼相看。
8月17日，“克莱蒙特号”点火起航了。哈德逊河两岸，挤满了观看的人群。不料航行了一会，“克莱蒙特号”就呼呼直响而不再前进了。这时两岸爆发出幸灾乐祸的嘲笑声、哄闹声。这时，富尔敦咬着牙一言不发地检查他的轮船，原来在机器的关键部位脱落了一个螺丝，重新装上这枚螺丝后，“克莱蒙特号”鸣叫着突突向前开去。
【味精的发现】
1908年的一天，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池田菊苗教授和一家人围坐在桌旁，正津津有味地吃晚饭。
吃着吃着，池田菊苗突然停住了。他的目光落在黄瓜汤上：汤的味道格外鲜美，这是什么原因呢？他问妻子，妻子也说不清楚。池田菊苗用汤匙在汤里搅了几下，发现这碗汤与往日的不同之处，在于里面多放了一些海带。
“这海带里面一定有奥妙！”池田菊苗自言自语。从那天起，他就仔细地研究起海带的化学成分来。经过半年的时间，他终于从海带中提取出一种叫谷氨酸钠的物质，将它放进菜肴里，能够使鲜味大大提高。
池田菊苗把这种物质定名为“味精”。后来，他还发现了用小麦和脱脂大豆做原料提取味精的方法，使味精的生产在全世界迅速普及开来。
【发现】
从前有一种病，这种病使人食欲不振，最后导致人死亡，在当时几乎是不治之症。有一位化学家，也得了这种病。有一天他路过一个村子，村里的人听说他有这个病，于是乎告诉他，我们这个村里面有一种神水，一口井里的水，能治你的病。 化学家听了，照办了，就去喝那个水，结果病好了。病好了以后，化学家就想：为什么这个水能救我啊？结果就是这么一个村子里的人们从来不曾想过的问题，促使化学家去研究，最后化学家发现水里含有芒硝，芒硝救了他，因此他发现了芒硝的药用作用。
【真知的发现】
可能每一个人都见过一个装满了水的大盆不断往外溢水的情景，然而却没有人肯动一动脑筋，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去想一想，人浸在水中的身体的体积正好等于溢出的水的体积。而阿基米德却观察到了这一现象，由此他找到了一种简便的方法来计算物体的体积。运用这个方法可以迅速计算出任何不规则物体的体积。
每个人都明白，一个垂悬的重物会非常有规律地来回摆动，直到最后受空气阻力慢慢地停下来。但是，从来没有人想到过这一现象是否具有任何其他的现实意义，更没有人想到过在生活中将这一原理运用到什么地方。而伽利略在少年时偶然间注意到在比萨大教堂上方挂着的一只钟在不停地左右摆动，而且来回摆动的幅度极具规律性，他由此而得出了著名的钟摆定律。直到他被投入监狱时，监狱的铁门依然阻挡不了他研究与探索的热情。他利用狱中的稻草秆做实验，最终发现了具有相同直径的实心管与空心管的相对强度。曾经有成千上万个苹果从树上落了下来，也曾经有无数的苹果砸在了人的头上，仿佛在提醒人们去思考一下这个现象。而只有牛顿看到苹果落地时才问了一句为什么，并陷入了深思。由此，他意识到，苹果之所以会往下落而不是往上去或落到其他方向上，这一现象与所有的星体能够在各自的轨道上正常运转，以及宇宙分子在不停地运动却没有相互碰撞并纠缠在一起是基于同样的道理。
自始祖亚当夏娃以来，闪电就在人们的眼前闪亮，雷鸣就在人们的耳中轰响，却从来没有唤起人们头脑中沉睡的思想，从来没有人意识到闪电具有非常巨大的能量。只有富兰克林睁大了眼睛，竖起了耳朵，向天空中嘶奔的千军万马昂起了头。他用了一个极其简单的实验，向世人证明了闪电是某一种强大而又能被人控制的力量的表现，它就像是水和空气一样广泛地存在于宇宙之中。
【用什么方法使火箭飞得更高】
1964年盛夏，一枚中国火箭在一个大漠中准备发射升空。关键时刻，火箭出现了故障，被迫推迟了点火。这时年轻的中尉军官王永志找到设计师，提出：“泄出600公斤推进剂，也许就行了。”设计师想，这想法太幼稚了，哪有动力越少，火箭飞得越高的道理？于是，他断然拒绝了王永志的建议。
后来，王永志向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反映：箭体的重量直接影响到射程，泄出一些推进剂，不就等于减轻了箭体的自重么？这样一来，火箭不就可以飞得更高吗？钱学森认真听取他的建议，当即拍板：“我看这个办法行！”
不久，大漠一声巨响，中国火箭又一次成功发射。
多年以后，王永志成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
点示：用什么方法使火箭飞得更高？——卸下负担！同理，用什么方法让人走得更远？——丢掉包袱。
（摘自《演讲与口才》2004．1 陈志宏／文）
【成功只差五丝米】
电话机是谁发明的？恐怕很多人会异口同声的说出美国发明家贝尔这个名字。不过在贝尔之前，还有一位发明家曾为研制电话机做出过不小的贡献，他就是莱斯。
莱斯研究过一种传声装置，能用电流传送音乐，可惜的是不能用来传送话音，无法使人们互相交谈，莱斯研究过的这种传声装置之所以不实用，除了其它原因外，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这种装置里的一颗螺丝钉往里少拧了1/2圈———大约5丝米。
贝尔在莱斯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采取了新措施，例如：不使用间断的直流电，改为使用连续的直流电，从而解决了传送时间短促，讲话声音多变的问题，另一方面将莱斯装置中的那颗螺丝钉往里拧了1/2圈。
莱斯的疏忽被贝尔发现并纠正了，奇迹也随之出现；不能通话的莱斯装置神话般地变成了实用的电话机。
失之毫厘，谬之千里，成败只差5丝米，也就是半毫米。
【学习科学史的意义——吴国盛教授在北京大学的讲演】
科学是引人入胜的
追究科学史的作用，使我们有必要在“知道”（Knowing）和“理解”（Understanding）之间做出区别。为了掌握一门科学知识，我们大多不是从阅读这门学科的历史开始，相反，我门从记住一大堆陌生的符号、公式、定律开始，然后是在教师和课本的示范下，反复做各种情形下的练习题，直至能把这些陌生的公式、定律灵活运用到处理各种情况为止。但我们真地“理解”这些知识吗？那可不一定。
科学是怀疑和批判的
也许是文化传统的关系，中国教育界盛行的依然是分数教育、技能型教育，这种教育的一个消极后果是培育了不少科学神话，树立了不正确的科学形象，形成了对科学不正确的看法。首先是将科学理论固定化、僵化，使学生以为科学理论都是万古不变的永恒真理；其次是将科学理论神圣化、教条化，以为科学的东西是毋庸置疑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最后是将科学技术化、实用化、工具化，忽视了科学的文化功能和精神价值。破除科学神话，纠正不正确的科学形象正是科学史的重要使命。
分科教育很显然是为了造就专门人才，但在中学和大学低年级，通才教育是更有实际意义的。只有少数人将来会成为科学家，但即使对于他们，狭窄的专门训练也不利于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创造潜力。在教科书中纷至沓来的新概念、新术语、新公式、新定律面前，学生逐渐形成了这样的观念：这就是真理，学习它、记住它。久而久之，历史性的、进化着的科学理论被神圣化、教条化，人们不知道这个理论从何而来，为什么会是这样，但我们还要相信它是真的。这种教条的态度明显地与科学精神格格不入，但在科学教育中产生这样的态度又是相当普遍的，因为学生不知道一个理论源于哪些问题，有多少种解决问题的方案，以及为什么人们选择了其中一种并称之为科学理论，学生也不知道这种理论是可错的，并非万古不变的教条。结果是它不自觉地剥夺了学生的怀疑和批判精神，而怀疑和批判精神对于科学发展恰恰是不可或缺的。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刚刚在上一年出版并引起广泛的注意和争论，学术界内部亦有分歧，达尔文主义的著名斗士赫胥黎坚定地捍卫进化论，遭到牛津大主教威尔伯福斯的讥讽。他责问道：赫胥黎先生，我恳请指教，你声称人类是从猴子传下来的，这究竟是通过您的祖父，还是通过您的祖母呢？面对这样的恶意中伤，赫胥黎从容不迫地进行了成功的驳斥。这段故事一直作为捍卫真理的典范来传颂，然而，如果从进化论本身的缺陷以及面临的发展角度看，威尔伯福斯主教的责问有相当重要的科学意义，他实际上表达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存在一种通过特殊遗传而积累有利变异的能力，它与竞争规律以及所出现的有利变异一起在自然界中积极地起作用。”
科学是最富人性的
黑格尔曾经说过的，“熟知”往往并非“真知”。一切理所当然的东西都逃避了理性的反思，反而成为一种盲目的东西。这应该引起高度警醒。
很长时间以来，科学家被看做在某一方面有惊人的天才，掌握了与自然界进行对话的神秘钥匙，但在日常生活中完全是低能儿，而且表现得离奇古怪……我们已深深陷入了这类科学家神话中，不仅歪曲了科学家的形象，而且对培养自己的科学家相当不利——年轻人往往照公认的科学家形象规范自己。危害倒不在于年轻人将来会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无能、生活不能自理，而在于他可能不再关心社会、关心他人，不再关心道德和艺术，而甘于做一个对世事不闻不问、对人类漠不关心、缺乏同情、只在某一狭窄领域当熟练工匠的人。实际上，真正的科学家不仅增长人类的自然知识，而且传播一种在思想上独立思考、有条理的怀疑的科学精神，传播一种在人类生活中相当宝贵的协作、友爱和宽容精神，是最富有人性的。
无疑，科学是有实用意义的，特别在当代，这种实用意义相当显著，但是科学不只是有实际用途，它既有物质的方面，也有精神的方面，它有改造世界的方面，也有认识世界的方面……科学是一种文化，它既面对自然，以理性的态度看待自然，它也深入人性，在科学活动中弘扬诚实、合作，为追求真理而不屈不挠的献身精神。其次，不能仅将科学视做一种为达到他种目的而采取的手段，相反，科学自身就可以作为目的。“为科学而科学”长期以来受到批判，现在应该承认它有合理之处。
——《文汇报》2003年3月9日
【克隆人的科学、技术和伦理思考——傅继梁教授在（重庆）第三军医大学的讲演】
1996年7月5日下午5点，在英国苏格兰离爱丁堡市17公里的山区里的罗斯林研究所，伊恩·维尔穆特和凯斯·坎贝尔精心培育的全世界第一只克隆羊多莉终于顺利诞生了。核移植试验一共进行了277次，终于有一只来自成年绵羊体细胞并看来健康的、体重为6.6公斤的羔羊降生了，维尔穆特高兴地用他喜爱的乡村歌手多莉·帕顿（Dolly Parton）的名字命名这只小绵羊。（多莉羊的出生）是人类认识生命，认识自我的一次重要飞跃。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西尔弗（Lee Silver）把多莉的出现视为一个历史性时刻，他说：“对我来说，现在可以把时间划分为前多莉（pre－Dolly）和后多莉（post－Dolly）时期了。”
正因为科学知识和理论的滞后，目前用核移植技术来克隆哺乳动物仍然处于摸索阶段，一次成功往往伴随着几十次、几百次甚至上千次的失败。医学遗传学研究表明，即使单个基因的结构变化或表达异常也有可能引起严重的疾病。可以想见成百上千个基因表达异常将会导致克隆动物胚胎致死、出生后死亡、围产期死亡和成年动物的多系统疾病。如出生时看来是正常的多莉，小小年纪就患上了关节炎。……基因印迹的异常往往会导致多种遗传性疾病，所以，在克隆人中如何防止基因印迹造成的发育异常或重要基因功能的缺陷，必将是一个严重的挑战。
在关于克隆人的伦理思考或思辨中，常常会想到因意外事故痛失爱子或爱女的双亲，要求由来自爱子或爱女的体细胞克隆出一个完全一样的孩子这样的例子，也曾经认为基于这种理由的克隆人是人道的。然而，一旦我们可以为所有痛失爱子或爱女的双亲复制他们失去的孩子时，谁还会把这个孩子看成是他们情感生活中不可替代、在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最爱呢？那么现在还活着的男孩或女孩还会是每个家庭各自的最爱或唯一吗？再进一步想，我们现在活着的男男女女不也会陷于类似的境地吗？对于这样一种会把我们带入一种怪异的“情感黑洞”的情景，相信大家一定会不寒而栗的。
有关克隆人的想法也隐含着对人的基因组进行有目的的修饰，来设计或所谓的“优化”人的遗传结构的情结。一旦真的得到了一个、甚至一群符合“订单”要求的孩子时，我们永远失去的将是作为人的尊严，父亲的、母亲的、孩子的、乃至整个人类的尊严。……况且，遗传变异的存在是人类群体遗传多样性的体现，也是群体演化的重要基础。
——《文汇报》2003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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